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文人，对于纸往往有一种特殊情感。这种情感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“爱”和“喜欢”，它有太多的说不清、道不明的“情”“意”“味”“感”蕴含其中。自从蔡伦改进造纸术后，许多纸留有文人参与的痕迹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薛涛笺。薛涛笺产生于唐代，又名“浣花笺”“松花笺”“减样笺”“红笺”。唐代诗人李贺有诗云：“浣花笺纸桃花色，好好题词咏玉钩。”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云：“元和之初，薛涛尚斯色，而好制小诗，惜其幅大，不欲长，乃命匠人狭小为之。蜀中才子既以为便，后裁诸笺亦如是，特名曰‘薛涛’焉。”又说：“府城（指成都）之南五里有百花潭，支流为一，皆有桥焉。其一王溪，其一薛涛，以纸为业者家其旁。……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，其亦水之宜也。”从这些记载中可知，“薛涛笺”的形制是红色小幅诗笺，九世纪初造于成都郊外浣花溪的百花潭。这种红色小笺曾被薛涛用以写诗与元稹、白居易、杜牧、刘禹锡等人相唱和，因而名著于文坛。宋代发展了胭脂版纸笺也称薛涛笺，宋人诗曰：“名的只从嘉郡树，样传仍自薛涛时。”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认为“其美在色”。以人名命纸的还有“谢公笺”。谢公，即谢景初，字师厚，宋代人，开创一种笺的样式，共10种颜色，精致典雅，清新可人。南唐后主李煜所造“澄心堂纸”也是名重一时。澄心堂本为后主藏书藏纸之所，他请人仿照蜀纸造出一种质地优良的纸，光润细薄为一时之甲。据说，欧阳修撰写《新五代史》书稿，用的就是澄心堂纸。蔡襄澄心堂帖鲁迅曾亲自监制纸张，对纸张的形制、颜色、图案、质地、配料等要求都很高。及至现代，大凡有些名望和水平的书法家和画家，都要通过造纸厂定制自己的专用纸，一是这些大家对纸的要求确实严格；第二，这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书家陈忠康曾说，他藏有明清以来的许多名纸，并且只要遇到自己没有见过的纸，必定要买下来。他的这种嗜好，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纸的情怀。一张佳纸在手，不一定在上面书写，拿在手里，悦在心里，并且可以发思古之幽情，慨天地之悠悠。这并不是对物质的占有欲望，而是通过对纸的拥有，来表达一种情怀，乃至因为他们对具有文物性质的“纸”的拥有，使得纸文化得以流传。宋欧阳修《试笔》：“苏子美尝言，明窗净几，笔砚纸墨皆极精良，亦自是人生一乐。”这一点不光对于古人如此，对于现代人来说同样如此。佳纸、良墨、明窗、净几，面对如此美好的文房雅具和优美环境，文人、书家的情思便会如春潮涌动，往往能构思出名篇佳构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纸便不单单是纸了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可以激荡文人情怀的媒介，是催化剂，是点睛笔。欧阳修书作在科技高速发展，电子书籍逐渐代替传统书籍的今天，纸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，然而纸的文化意义亦然构成了文人的精神空间。其实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，虽然传统的东西都在逐渐被现代化，但传统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含义却远远要大于任何东西，它有一种穿透时空、直指未来的超能量，这就是传统的意义、文化的力量，不单单指，其他的传统都是如此……然而，陆宗润先生说，现今的造纸术，大多不过关。很多爱好书法的人，甚至一辈子都没用过真正的宣纸，所用的基本都是书画纸。书画纸很像宣纸，也比宣纸便宜，但其书写效果较宣纸却差得极远。过去说纸寿千年，现在的纸多寿不过百年，甚至几十年。如此想来，那些想名垂千秋的书家、画家，可得好好在纸的选择上费点思量，否则，即便作品足够好，但所用纸张不佳，寿不过百年，岂不影响了千古之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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